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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騎士制度(二)-1

《熙德之歌》所提供的有關早期騎士狀況的資訊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從其歷史特色來看,此詩所提供的資訊主要是有關歷史事實的而不是法律理論的。
  西班牙的騎士制度建立在一個較為寬闊和民主的基礎上,這是在半島的再征服運動中達到頂點的世俗鬥爭所必須的。實際的理由強加給男爵勢力一種持續不變的牽制,而男爵勢力在法國發展得最為典型。西班牙騎士制度帶有某種早期卡斯提習俗上的通俗性和反封建性特色。實際上,每一個人都是一名紳士(Caballero),即使他們不是鄉紳(Hidalgo),但他們在戰爭時總是帶著馬服役。《熙德之歌》告訴我們,在分配了戰利品之後,"那些徒步作戰的戰士就變成了騎士"(第1213節)。阿豐索七世 根據"希望騎馬者應當騎馬並採納騎士的行為方式"的規定,授予托萊多 的市民一種特權。這些人就是所謂"有特權的貴族",(Infanzones de Fuero),他們的人數在13和14世紀時迅速增長。他們構成為一個免除了納貢義務的城市貴族階層,形成為一個壟斷了城鎮行政官職(Portiellos)的寡頭政治集團。

  馬成為騎士制度的象徵;它延長了騎士的腿,使他比起輕裝步兵來佔有無法估量的優勢。儘管熙德故事的早期版本並沒有非常明確地提到有關著名戰馬巴比埃卡(Babieca)一事,不過一個稱作《熙德的青年時期》(Las Mocedades del Cid)的後來的版本,卻以一種生動的掌故的方式,描述了該馬的獲得過程,它被埋葬在卡爾德納(Cardena)的聖彼得教堂的外面,這個地方是專門安葬優勝者的。在納瓦爾(Navarre) 的國王老桑丘(Sancho the Elder)的時代(970-1035年) ,這位騎士曾經把他的馬放進他與妻子過夜的同一間房間裏。 在卡斯提,喜愛馬匹的加爾西?費爾南德斯(Garci Fernandez)伯爵夫人照看著英勇善戰並具有反叛性格的卡斯提伯爵的馬,這位伯爵曾使他的國家從萊昂(Leon) 的貴族宗主權的控制下解放出來。

  然而在當時,就如在後來那樣,騎士制度本質上是一種聖禮,是一個修會和一個國際性團體。當波希米亞(Bohemia) 國王封授荷蘭的威廉為騎士時,他對後者說:"我們高興地看到你被接受進入我們的團體"(Te in nostro Collegio gratanter accipio),這是最古老的祈禱書中的話語,該祈禱書早於後來的"羅馬教皇的祝禱和授予戰士銜"的形式,它包含了為授予騎士身份所作的禱告,屬於11世紀早期的檔。有關文獻常常說熙德"在高興的時候便佩戴著寶劍",這意味著他曾經被授予騎士身份。我們現在知道,他是從科爾多瓦 的聖費迪南 手中接受武器的。不過,儘管這種騎士封授的聖禮特徵在半島上受到承認,可是它仍然是一個緊急時期的特例而不是普遍的做法。西班牙的君主對自己的騎士身份進行自我封授。聖費迪南是在布爾戈斯的拉斯維爾加斯(las Huelgas)修道院獲得象徵騎士身份的武器的,阿豐索十世在塞維利亞 封授自己為騎士,阿豐索十一世 則在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 自封為騎士,當時在此地安放了一尊聖雅各的雕像,這樣國王就可以被看作是從這位使徒手裏得到騎士爵位的。由博學者阿豐索主持編撰的法律彙編《七編法》 竟然堅持這一陋習,這證明了該陋習已被廣泛接受,特別是如果我們注意到阿豐索立法中的教皇至上主義和"去卡斯提化"的特點的話,這些特點在幾代人的時間裏拖延了萊昂和卡斯提人民對它的部分接受。

  詩人的社會地位連同其個人偏好,明顯地顯現於詩中。作者對其主人公的階級充滿著同情心,這面卡斯提騎士的鏡子並不屬於最高等級的貴族。他自己是一名貴族(Infanzon,即後來的Fijodalgo或Hidalgo),也就是拉丁文獻中的miles或nobilis,他作為一名鄉紳,是熙德的真實的歷史原型,他惟一的收入來源是烏別爾納(Ubierna)河畔的磨坊。卡裏翁的王子們則屬於貝尼?戈梅斯(Beni-Gomez)有勢力的大家族,當他們尋思著與熙德的女兒們結婚的問題時,他們首先考慮到的是她們在出身上比自己低劣,因而提出最好是讓她們當自己的情婦(第2759;3276節)。這些王子們屬於大權貴(Ricos homes:richi homines, principes, potestates terrae, proceres, magnates)依照唐?胡安?馬奴埃爾的說法,他們經常"讓自己的兒子和女兒與國王們的女兒和兒子結婚",《熙德之歌》甚至說:他們有時還"與皇帝的女兒"聯姻(第3297節)。這個階級中的第一個等級,在《埃斯隆薩特許狀》(Diploma of Eslonza,929年)中被稱作"府邸正門有飾梁的宮廷行政長官"(omnes proceres palatii在別的地方也稱作:primates,magnates togae palatii,optimates aulae vel scholae regis)。

  這兩個等級的貴族成員有權利由他們的貴族同僚來審判,具體到上述的熙德案子,就是由國王召集的代表會議來審理熙德指控王子們的案件,這個代表會議不是一個政治集會而是一個法庭, 在這種法庭上,國王宣佈原告作為挑戰(riepto)一方提出訴訟,接著便安排上帝的裁判(Gottesgericht),這便把詩引到了戲劇性的結尾。這種被稱作"巴拉裏阿"(barralia)的司法決鬥,是經常發生的,它是處理人身侮辱的法律手段。謹慎的熙德小心翼翼地束起自己那長長的漂亮鬍子,以免到時被貝尼?戈梅斯家族的死黨作為把他拉進代表會議的把柄,因為在那裏人們情緒都很高漲。這樣一種最大侮辱會導致進一步的流血。這種侮辱也為法律所注意,因此阿爾洪迪加的富耶婁(Fuero of Alhondiga)說:過量地食用不討人喜歡的大蒜,也應該受到懲罰。

  失去了"國王之愛"的騎士,必須在指定的時間內離開這個國家而遭放逐,在放逐期間,"他應改變自己的性格"(desnaturarse),他可以為其他的領主服務。這種習慣,以及該習慣給當事者帶來的困難,對於熙德的劃時代的軍事和政治生涯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觸動,當時,他加入了薩拉戈薩的摩爾人國王的軍隊,並且依照他那個時代的標準,毫不猶豫地把自己還相當弱小的軍隊提供給了信仰的敵人。事實上,他的確充當了軟弱的薩拉戈薩親王的監國的角色。關於他這種行為的合法性,可能並不存在值得懷疑的東西。即使在後來的日子裏,博學者阿豐索十世的一個法律規定了遵循的程式,這些法律條文對於作為騎士的附庸與不是騎士的人來說,其被遵循的程度也是五花八門的。

  關於東方對於西班牙文明的影響,存在著很大的誇張成分;其趨勢毋寧說是對東方的反應。然而,西班牙騎士要不斷地面對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 (這兩類人必須被清楚地區分開來),他對於一個作為整個種族上是敵人、但作為個人卻有可能是朋友的這樣一種人的態度,必然不同於法國騎士的態度,後者心目中的異教徒,只不過是一個怪物。熙德是穆斯林最大的仇敵。巴倫西亞的征服是朝向十字架對彎月旗的最終勝利的一個較大的步伐,它以一種非凡的方式激起了歐洲的想像力。在熙德死去之後,巴倫西亞便又丟失了,這證明了他作為一名戰士和一名政治家的天才。敘利亞的阿姆拉(Amra)宮殿有一幅壁畫,維也納皇家研究院已經對它做過許多研究,該畫描繪的是那些被認為是哈裏發 的主要敵人的親王們。其中有一個親王(他的臉部已經被毀壞)的上方寫有阿拉伯文和希臘文PO△OPIKO。可是與此同時,詩中所描述的羅德裏克卻信任穆斯林中的朋友,例如摩爾人阿本加文(Abengalvon),他的豪爽和忠誠與卡裏翁的領主們的陰險邪惡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第2648-2688節)。如我們所看到的,他對於他所俘獲的摩爾人的寬容和厚道被詩人所堅持,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對小城阿爾克索(Alcocer)的攻佔,他保護了該城居民的生命,使其免遭戰爭的摧殘。

  人們從一開始就感受到熙德身上的騎士精神是全民族性的,它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超越了卡斯提的地理限制。《熙德之歌》的作者並沒有繼續描述世俗的卡斯提人對萊昂王國的仇恨。不過半島東北部地區有太長的時間沒有與西北的西哥特殘餘勢力相接觸,該地區依照其自身的民族氣質迅速發展,於是便非常不同於卡斯提人或加利西亞 人的氣質。的確,在《熙德之歌》中,我們無法找到任何提及"西班牙"的跡象,而在《羅蘭之歌》中,則頻頻提到"法蘭西"(達到一百七十次之多),後者被用來指稱整個查理曼帝國,根據《羅蘭之歌》的敘述,它包括巴伐利亞、日耳曼、諾曼第、布列塔尼、波瓦圖、奧弗涅、佛蘭德、佛列西亞、洛林和勃艮第。埃克斯-拉-夏佩累 也在法蘭西之內,穿越比利牛斯山的旅行者便可看見展現在他面前的法蘭西平原。法蘭西人是被選的民族,優於所有其他民族,上帝已經把寶劍交付給了他們。正如《路易的加冕》(路易六世 )所說:"法蘭西的王冠必須被高貴地吟唱著聖歌的天使們放置在高高的地方--所有其他的民族都應當附屬於這頂王冠--上帝命令為第一個法蘭西國王加冕--然後便命令他為其世上的衛兵。"梅南德斯?皮多爾(Menendez pidal)說:"《熙德之歌》並不是因為其所展現出來的愛國主義而成為全民族的,而是因為它所描繪的那個民族的生動圖景而成為全民族的。"普裏斯科特(Prescott)在《費迪南與伊莎伯拉統治時期的歷史》一書中指出:就像荷馬史詩成為連結希臘各城邦的最重要的紐帶一樣,《熙德之歌》為某些最重大的民族記憶提供了表達方式,它深遠地影響著團結一致的民族感情。熙德感到西班牙是多麼偉大;皇帝阿豐索 統治著葡萄牙、加利西亞、萊昂和卡斯提,羅德裏克最持久不變和最令人感動的特性之一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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